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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本文以下，簡稱“《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二次審議。相較于初審稿（2021年10月19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中的39項條例，本次增加至46項。新增內容包括：出入境人員管控驗證、保密管理、隱私保護等板塊，并加大了對參與、幫助、支撐詐騙活動開展等的單位或個人的處罰力度，強調針對金融交易下的過程管理及面向社會開展反詐宣傳教育防范等具體事項的重要性。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出，《草案》二審稿進一步強調反詐宣傳和預警勸阻的重要性、突出多部門參與合力治理機制的必要性、應對資金鏈核驗管理的迫切性，這些都與過去的反詐經驗總結息息相關。如：過去以反詐中心為主體進行宣傳預警時的覆蓋面限制問題、進行詐騙偵查處置時的技術瓶頸及信息壁壘問題、面向數證調取研判下的指令下發及業務銜接問題等，都曾持續困擾著反詐工作者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詐作業進度。而在二審稿中，就該類“難點”、“痛點”進行著重發力，通過各方單位共同參與、協同配合的方式進行有效解決。
對此，奇安盤古反詐業務負責人程遠表示，“《草案》二審稿的發布，對于進一步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其對電信、金融、互聯網等行業單位提出了具體的服務規范及監管標準，未來可以有效預防詐騙滋生；另一方面，以預警宣傳為導向，通過多部門合力共建預警勸阻系統可進一步擴大反詐成員體系規模，打破各單位間的業務隔閡及數據孤島，進而形成一體化反詐技術預警處置平臺。較之初審稿而言，二審稿中內容的針對性、實用性、有效性更強。”
奇安盤古通過對兩稿《草案》內容的全文研究，將整體變化歸納為以下幾點：
（1）開展綜合治理，以預警勸阻系統的打造為核心實現多方共同參與
在最新的《草案》中，將原有的“其他防范措施”章節名稱變更為“綜合治理措施”，強調多部門共同參與，進行統籌規劃并實現有效地作業協同調度。如：第32條規定，公安機關應當會同網信、電信和金融管理部門,以及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等組織建立預警勸阻系統。此外，首次將出入境管理機構引入反詐成員體系當中，規定對特定人員出境活動存在重大涉詐嫌疑的，或者因從事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受到刑事處罰的人員，移民管理機構可以決定對其采取有關限制出境措施。有效實現了從單一部門作業向多部門共同參與，借助先進技術手段的整體綜合治理思路的轉變，進一步釋放出反詐工作齊抓共管、協同共治的明確信號。
（2）精確范圍邊界，從“通信”到“電信”深化治理作用域
《草案》二審稿中，使用“電信治理”替代掉了初稿中的“通信治理”一詞。參考科普中國·科學百科中解釋“【通信】指人與人或人與自然之間通過某種行為或媒介進行的信息交流與傳遞；【電信】隸屬各種通信方式的一種，指利用電子技術在不同的地點之間傳遞信息。例如：無線電，電報，電視，電話，數據通訊以及計算機網絡通訊等”。顯然，在電信網絡詐騙治理中，“電信治理”用詞更為精確且更貼合實際反詐工作。
（1）宣傳引導&預警勸阻內容條例上調，強調預防先行
在最新《草案》中，如：第8條中提到的應當結合電信網絡詐騙受害群體的分布等特征,有針對性地開展反電信網絡詐騙宣傳教育防范進學校、進企業、進社 區、進農村、進家庭等活動，該項條例從初審稿“其他防范措施”篇章上調至《草案》“總則”，由此可以看出進一步強化反詐宣傳、預警勸阻的決心。另外，此次提請審議的二審稿中，增加金融、電信、互聯網企業和新聞媒體單位對于反詐宣傳的相關義務，并進一步擴大了預警勸阻的責任主體，且增加了多項對于預警勸阻措施實施的管理規定。
（2）應對網絡詐騙發案率攀升問題，“網信”部門監管職責提升
《草案》二審稿中，在多處條例中強調“網信”部門的參與及監管責任，詳見第23條、第30條、第32條。其中，網信部門的主要責任包括落實互聯網信息傳播方針政策和推動互聯網信息傳播法制建設，指導、協調、督促有關部門加強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依法查處違法違規網站等。主要面向網絡治理側，從這點也可以看出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的整體趨勢是向網絡詐騙傾斜的（2021年8月9日上海市市政府新聞通氣會中，上海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陳臻表示“近兩年，電信網絡詐騙作案手法已呈現從電話、短信向網絡端發展的明顯趨勢，網絡詐騙案件占比已超過 85%” ）。
（3）面向數字經濟下的互聯網信息安全，首提“保密管理”及“個人隱私”
《草案》二審稿中，首次將“保密管理、個人隱私”等納入法規草案中，且置于草案總則處。如：第5條中明確提出，有關部門和單位、個人應當對在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過程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予以保密。預估，后續會將信息審計、隱私治理、數據安全保護等整體納入詐騙監管對象當中。
（1）電信治理
關于電信治理，二審稿與初審稿基本保持一致。主要對治理措施內容進行細化，如：第9條中規定，基礎電信企業和移動通信轉售企業應當承擔對代理商落實電話實名制管理責任（初稿中只提及監督管理）。第10條中規定，對經識別存在異常辦卡情形的,電信業務經營者有權加強核查（初稿中為延長辦理期限）。
（2）金融治理
關于金融治理，最新《草案》中提出，相關金融機構要通過拓展“資金鏈”進行詐騙治理，提升被騙資金攔截率，將涉詐監測治理對象由銀行賬戶、支付賬戶，拓展到數字人民幣錢包、收款條碼等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務，并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設備位置信息。與公安部門建立完善電信網絡詐騙涉案資金即時查詢、緊急止付、快速凍結、及時解凍和資金返還制度。
（3）互聯網治理
關于互聯網治理，最新《草案》進一步明確了互聯網服務企業的責任及業務服務規范。如：第21條中，增加了不得為不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用戶提供服務器托管服務；第22條中，規定對于涉詐異常賬號禁止重新注冊等處置措施；整體上，對互聯網治理及互聯網企業服務對象及技術服務類型加以具體化。
最新《草案》中，加大了對參與、幫助、支撐詐騙活動開展等的單位或個人的處罰力度。面向電信業務經營者、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互聯網服務提供者等單位一經發現有違反相關草案條例規定的，情節較輕者處5W元以上50W元以下罰款（初審稿為1W元以上10W元以下）;情節嚴重者處50W元以上500W元以下罰款（初審稿為10W元以上100W元以下）。面對電信網絡詐騙違法犯罪分子，可以采取限制其有關卡、賬戶、賬號等功能和停止非柜面業務、暫停新業務、限制入網等措施。
北京師范大學互聯網發展研究院院長助理、博導、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認為，“相比刑法等傳統手段，反電信網絡詐騙立法的特點在于實現針對電信網絡詐騙的防治與處置的前移，最大限度、最大范圍地推動各方主體及早干預、群防群治，在生態型治理中明確各相關方的權責義務，進而降低和壓縮電信網絡詐騙的發生機率和滋生空間。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二審稿中綜合治理措施這塊的變化仍是聚焦強化反詐宣傳、預警勸阻，擴大相關責任主體，確切落實及早干預、群防群治的效果。”
吳沈括表示，從目前實踐看，有效的反詐宣傳是防范的重要手段，因此草案二審加強完善這方面的規定，比如增加金融機構、電信企業、互聯網企業和新聞媒體單位開展反電信網絡詐騙宣傳的相關義務；擴大預警勸阻的責任主體；增加其他有關部門和金融、電信、互聯網企業的預警勸阻措施等等。草案二審稿把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宣傳防范和預警勸阻措施上升為法律規定，進一步釋放出反詐工作齊抓共管、協同共治的明確信號，有利于營造全民反詐的濃厚氛圍，有利于動員各類社會力量共砌反詐防線。
目前，《草案》處于公開征求意見階段，社會公眾可以直接登錄中國人大網（www.npc.gov.cn）或國家法律法規數據庫(flk.npc.gov.cn)提出意見，截止日期：2022年7月23日。
據悉，奇安盤古基于自身在反電信網絡詐騙技術方面的豐富實戰經驗，發布了一系列針對性的應用產品及解決方案，并率先提出打造“洞察、預警、處置、應用”一體作業的整體反詐思路，旨在為廣大政企單位、監管機構等用戶提供全方位的反詐作業幫助及產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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